（刊於2015年4月28日的經濟日報）
即將18歲的女兒對筆者說，希望領取成人身份證後，可有份投票選香港領袖。2017年，香港人有機會三代同堂，參與中國土壤上首次普選。這是締造歷史的重要時刻，也是本港民主化進程的重要基礎。硬指這關鍵第一步是「有毒麵包」，實有點說不過去。
（一）關鍵第一步，踏出再改進
再者，正如特首所言，基本法早訂明實行普選後，香港可在此基礎上，按實際情況，繼續優化普選方法。今天就說方案「袋一日都不可以」，是否有點武斷？
踏出第一步再改良 成功基礎
事實上，世界上很多選舉制度都經過數以十年的演化，泛民議員只要求一步到位，尚未設計到完美方案就連第一步都不肯踏出，妄想繞過其他社會的改良優化過程，是否有點不切實際？
先踏出第一步，再慢慢改良，這種「摸着石頭過河」的態度，往往是成功的基礎。這方面除了本欄早前討論的香港股市發展外，我們還可借鑑浙江省義烏市的故事。
筆者最近到過義烏，深被這個人口只與沙田相若、四面陸圍（landlocked）無法出海，卻成為全球最大規模小商品出口地的故事感動。70年代，義烏相當窮困，加上土壤貧瘠，很多農作物都難以豐收——除了蔗糖。另一方面，義烏農民發現以塘泥、雞毛等有機物施肥，可以改善土壤。於是，義烏農民便挑着一擔擔蔗糖，逐家逐戶收集雞毛，是為「雞毛換糖」。
慢慢地，義烏人不只把用雞毛施肥，並把其加工成雞毛撣子等小商品做簡單生意。後來，隨着國家經濟改革，貿易逐漸頻繁，義烏亦由「雞毛換糖」的小地攤，漸漸發展成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市場的「世界超市」。
義烏本來是個不可能成功的故事。政府沒錢搞基建，只得幾十萬人口的小鎮沒有多少名人、狀元；國家有近700個比她大的城市要發展，不可能有政策特別照顧義烏。按西方慣例，一個經濟脫貧通常都要由政府帶頭搞基建、教育及引進投資等，若義烏當年選了這條「國際標準」之路，恐怕今天還是一窮二白。
幸福靠自己 成功用雙手打拼
義烏和香港一樣，深信幸福靠自己，走出自己的路。義烏人由原始的以物易物開始，成就今天「新絲綢之路」的起點，又是全球最長、途經國家最多的「義新歐」（義烏——新疆——馬德里）鐵路起點。幾個月前，該鐵路開出第一班列車。當地小家品展覽館之大，就算每間商店只停駐3分鐘，都要用上1.5年才走完。
這個人口稀少、完全沒有資源，卻排除萬難，循序漸進，做到世界第一的故事，是否有點似曾相識？曾幾何時，香港也是全球吞吐量最高的港口、全球服務第一機場、IPO集資王、首屈一指的遊客之都……
憑空想像並沒有用。義烏人沒有空談發展之路，而先踏出第一步，由最低增值的「雞毛換糖」開始，在過程中學習、進步。有很多事情，不落手落腳去做（get your hands dirty），根本不會明白如何改善。政改之路亦應如此，如當初實施比例代表制時，我們都不知道最後會選出一些專門拉布、帶頭生事、扔雜物講粗口的少數激進議員。
相反，如果義烏人和泛民議員一樣，一天未有全盤脫貧、發展的「時間表、路綫圖」，便嫌「雞毛換糖」無利可圖，連第一步都不踏出，不願意邊做邊學邊改，就不會有今天的義烏。
（二）後發優勢（Second-mover Advantage）：香港大可去蕪存菁，另闢蹊徑
香港民主化相對較晚，但這正好讓我們從別人的錯誤中汲取教訓。筆者曾與華盛頓大學政治學院院長討論，提出民主最大敵人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成熟的民主」（matured democracy），院長最後也被說服。
西方失業嚴重 老弱自生自滅
西方標準的民主表現欠佳例子比比皆是﹕英國差點連與蘇格蘭700年的姻親關係都守不住，來屆大選激進極端的「英國獨立黨」更隨時有份執政；歐洲青年失業率高達22%，甚麼上流力、發展前景都已是明日黃花，一去不返。這一代成年人在國際標準民主制度下，自己年輕時則享受全民就業盛世，但下一代卻長期失業，不文明的結果在所難免；已經迷失25年的日本更是絕望，出盡印銀紙、政府大灑金錢等法寶，依然無法刺激增長。
講到底，人口老化增加對公共資源的需求；但經濟放緩，無法支持政府開支。結果勢必要在愈來愈多長者、病人時才來關閉醫院、安老院；在年輕人最缺上流力時才關閉大學。老弱傷殘隨時要「自生自滅」，年輕人勢必過得比其父母輩差，這些有可能是文明社會嗎？
既然香港和新加坡、義烏一樣，走的路向來都不是教科書（textbook）的模式，是獨特但依然很成功的路。就有如「一國兩制」也是史無前例、全球獨有的制度。而所謂「國際標準」民主又未必能夠利民，香港沒理由現在才拾人牙慧，不思考就照單全收，而不是設計出屬於自己，有利均衡參與、代代受惠、以民為本的問責制度。
（三）只破不立，無助建立文明社會
反對政改者指方案會令泛民因不合理篩選而無法出閘。但其實在多輪暗票制下，提委可以投票給所有合理（makes common sense）的參選人。加上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不會接受一些「有紋有路」的參選人不能出閘的情況。
不理民生逢事必反 如何出閘？
在這背景下，泛民也好、建制也好，真正會被「叮走」的原因，不是制度不公，而是缺乏政策的理據。例如，有些議員逢事必反，扶貧（如低津）、東北、改劃土地、三跑統統不許。若有天他們參選特首，當提委問參選人，如何交出扶貧、公屋、發展、就業等功課時，這些議員又會否倒過來，為了基層上樓，支持填海、發展東北？若他們真「打倒昨日的我」，那今天是否有人不問是非，凡事為反對而反對？
相反，有很多政策，例如面對人口老化需加建醫院、引入醫護人員等，有否公民提名都可以做。那為甚麼拿了選票、支薪代我們議政的議員，只聚焦於政改這格子，沒為這個影響240萬香港家庭的議題發聲、爭取？這正是鐵證，說明普選只是文明社會的必要但不充分條件（necessary but insufficient condition）。
為香港披荊斬棘的一代，正是李光耀及香港婆婆爺爺、正漸逝去的一代。不過，我們深信他們的核心價值——幸福靠自己，用雙手打拼的獅子山精神，已烙在我們的DNA中，薪火相傳。
只要我們可以像義烏和新加坡一樣，以客觀、全觀（holistic）、務實之心審視形勢，定可重現香港傳奇，以小小人口做大大事情，走出屬於自己獨特、但成就世界第一、利己利民的成功路；若能再加上一個有效的問責制度，令港人不只孤軍作戰，而是多了政府這個會幫港人做得更好的有力夥伴，那麼創建一個老弱傷殘，有所照顧，下一代又比上一代好的最文明社會，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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