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於2015年4月21日的經濟日報）
香港股市有今天成就，絕非一蹴而就，當中充滿了「循序漸進」，一步一步走上成功路的腳印。這一切都由小小的一罐啤酒立下的里程碑開始。1993年，青島啤酒成為首間在港上市的國企。在港上市增加了公司的知名度，生意做多了，有資金更換廠房設備，讓老牌子做得更好。
由青島到滬港通 中港股市融合
自此，國際投資者透過香港一向嚴謹的監管，認識到中國企業運作。漸漸地，上市的H股愈來愈多，規模亦愈來愈大。1997年5月，北京控股（即北京市政府的投資公司）在港上市，籌集資金興建了第一條連接北京機場與市中心的高速公路；同年，中移動上市，籌集資金擴展和升級了全國的流動通訊網絡——沒有香港為其集資，可能便沒有今天的阿里巴巴、亦未必會有騰訊。
當時，如果沒有香港這個取信全球的平台和監管制度，中國企業很可能在國內國外都難以集資。但由於愈來愈多國企在港上市，環球投資者對中國企業的信心亦愈大，所以後來連超大型的國有銀行亦開始南來。而我們亦成了全球「上市之都」，也成為國企「上四海」，面向世界之地。
2002年，中銀（香港）上市，為當時深受呆壞帳困擾的銀行帶來如久旱逢甘露的資金外，還把風險管理、企業管治等文化帶進內地；沒有這些，便不會演化出今天的融資融劵。同年內地推出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即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2007年實施QDII（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即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進一步加強與香港以至國際資本市場的聯繫。到2014年的滬港通，已經是青島啤酒上市後21年的事了。
如果22年前金融市場像今天的議員般，一天尚未設計到完美的兩地股市融合制度，便連第一步都不肯踏出，那麼等到青島啤酒變成過期（sell-by-date）飲品都未能上市；至於3G、4G上網在內地只是癡人說夢，遑論淘寶、小米等連港人都在用的服務和產品。
港超級聯繫人 國際接納國企
新事物登場，人們半信半疑是正常的。例如，當青島啤酒上市，你可能覺得她市值小，不用理會；但當中國首都的投資公司都來港，你會開始多加研究；到中移動這電訊巨擘上市，你便無法不留意。到今天，全球十大銀行，幾乎一半都是在港上市的中資銀行，國際認受性已毫無疑問。
這個由無到有、到認知、到擴充、到國企納入恒指等循序漸進的過程，充分表現了香港人的靈活變通，以及我們取信全球的金融平台。原本一些外人接觸不到、明白不了的中國業務，變成研究報告上的數字，透過香港金漆招牌的推介、監管，環球投資者把資金投到這些他們原本毫無概念的資產上。亦是透過香港，國際社會慢慢理解、接受、支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的牟利機構。
慢牛比快牛持續 勿一步到位
另一方面，內地企業透過香港獲得資金，並在為股東爭取最大利益的條件下，有紀律地運用。就是因為香港這個超級聯繫人，中港金融市場的客觀形勢改變，機會改變，回報改變，風險也改變。這就是循序漸進的威力。如今，同樣的中港主角、同樣的團隊、同樣的夥伴、同樣的利益，只不過在政改舞台上重現。筆者相信，「中港+一國+循序漸進」推進金融市場超英趕美的故事，一樣可以在政改舞台上做到一個合情合理合法的大團圓結局。
我們的議員時常要求一步到位，要有時間表、路綫圖。但循序漸進並不是沒膽量、承擔和遠見的藉口——由青島啤酒走到滬港通也沒有時間表、路綫圖，只有一國、一家互相照顧、互相扶持、向好向善之心，循序漸進、摸着石頭過河，卻創出可以客觀看到的成果。其實，李嘉誠、馬雲、蓋茨、喬布斯的成功，也沒有時間表、路綫圖，而是他們的上進心和把握客觀機遇的結果。很多時，慢慢演進總比革命性的轉變來得好，正如「慢牛」總比「快牛」更可持續；而先有成果再向前向高再走下一步，市民信心及政策認受性亦會更高。
一國加上循序漸進，令每個有強積金戶口的港人都受惠；同時亦為庫房帶來大量印花稅收，可以用於醫院、安老院、扶貧等社會需要，支援老弱傷殘——即使未有普選，文明社會這朵花已有水源灌溉。正如文首提及，有些事情，聽來不舒服、看來未必順眼，但一樣可以是百利無一害的好事。
打個比喻，我們想騎單車到達文明社會的烏托邦。路途遙遠，我們一定要小心平衡單車才可安全到達。不過，要在靜止的單車上平衡難比登天，而陀螺理論（gyroscope theory）告訴我們，當單車開始前進，向前的慣性（inertia）愈大，單車便愈穩定，其負載能力也愈高。
中港命運共同體 沒有誰「益」誰
同樣地，要推動政制這部單車前行，有了一人一票的動力後，政府的認受性提高，要凝聚共識肯定比以前容易。日後要再優化選舉制度，也會更加輕鬆。相反，不先把單車推動，港人哪裏都去不到。只要有向好向善的上進之心，加上根據基本法辦事的一國支持下，我們不可能開倒車——正如香港股票市場發展，都是先踏出第一步，再慢慢改良，但我們從未倒退。
提起一國，自然會有源源不絕的陰謀論，不理客觀事實，未審先判的觀點。
但我們讓事實說話：回歸時香港的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即本地生產總值）是中國的五分一，如今只有不足3%，預測10年後更只會是0.5%。以7%增長計，屆時中國經濟便等於每年新增14個香港。作為中國「零頭中的零頭」，如果不是因為「一國」，只市儈地「在商言商」，其實中國根本不需花時間照顧香港——但事實就正是因為中港一家，所以有照顧呵護香港的滬港通及一周一行的新安排等。這也不是誰「明益」誰的問題。中港一家，而家人就是不計較得失、結果。好比生兒育女，無論他最後高中狀元還是名不見經傳，你都一樣用心栽培。
故此，借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話，中港向來都是「命運共同體」，生死與共，榮辱同存。國家讓這麼多企業在港上市，其實間接把很多國內企業的資本、小市民的財產都放在香港，某程度等於把13億人的命運放在700萬港人手中。明此理者自會理解，政府按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提出的政改方案，合法合情合理，不存在中央要欺騙香港的陰謀。
相反，假如我們的未來，讓一群不理客觀事實、不做功課，一味以口號掛帥，只談政治不談民生，又不了解一國在過去20年以至未來20年對香港（特別年輕人）的重要性的人掌舵，實難令人安心。
沉默大多數 勿容極端成主流
中港淵源深遠、密不可分是個客觀事實，但似乎很多人都未必了解箇中重要性。前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早前接受專訪時指，年輕人對香港和國家歷史認識不深，以為「有些東西是理所當然得到」，間接撒下了「港獨」思潮種子。筆者贊同孫公的觀點。
回顧歷史，二次大戰後，中國爆發國共內戰，大量國民為躲避戰火南來香港，令香港人口在1945年至1951年短短6年間由60萬大增3倍至240萬。50年代中越戰爆發，香港在1975年至2005年間收容了近21萬個越南難民。60、70年代文革又製造另一波移民潮，為香港帶來數以十萬的人口。
一波又一波的政經衝擊和移民湧入，沒有令香港的社會秩序崩潰，反而同舟共濟、守望相助。自佔領行動以來，社會都談「核心價值」。但核心價值不是一時三刻就出現的，當大家把民主、自由、法治、公義等道德高地掛在口邊時，有否想過，其實早已植根香港大半個世紀的「核心價值」，正是香港作為廣納百川大熔爐的包容心態？由甚麼時候起，我們由「四海皆兄弟，完全無問題」的東方之珠，變成謾罵遊客的排外之都？
有人說這不足為患，因為香港始終是個文明社會，只不過有一批「沉默大多數」（silent majority）。對我而言，「文明社會」和「沉默大多數」理應互不相容（mutually exclusive）。主流民意應是最響亮的聲音，否則最大聲的黨派、最「出位」的行為、最能搶佔媒體篇幅的動作，就自動變成主流。而真正的主流民意又不挺身而出，便等於默許甚至縱容這些極端聲音。
例如，如果當大家拖着行李箱上街，都恨不得貼上「我是港人」四字時，其實這種恐懼便是我們承認和默許歧視非港人的鐵證。而當「沉默大多數」心知肚明這是歪事，卻默不作聲，便是鼓勵不文明少數佔領香港！如此水準的我們，又有何資格批評內地人缺乏同情心、各家自掃門前雪，見人出車禍都不幫忙呢？到最後，如果有一天我們拖着行李箱被人踢，也是咎由自取，與人無尤。
在政改這個議題上，到底我們是希望像青島啤酒般先踏出第一步，還是任由那些只專注在文明社會必要但不充分條件、把所有事情政治化、專門拉布、逢事必反的人「代表」我們，我們又不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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