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une 1, 2015

重政治輕經濟 香港恐淪威尼斯

(刊於2015年5月27日的經濟日報)

近日股市的最大焦點之一,當然是滬港通的發展和深港通即將推出。但少有人想到,其實滬港通、深港通不是香港賺回來的。


國家會用香港這個平台,香港本身固然有其優勢,但其他城市也有她們自己另外的優勢!中國大可選擇「滬紐通」、「滬倫通」、「深台通」、「深星通」……而非一定是「港通」。所以,同樣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國」:中港一家,我們是「自己人」,否則國家實在不用特別照顧呵護香港。

中央撒手不理 香港傷害最大

哀莫大於心死。易地而處,國家一個又一個特地照顧香港的政策都不被領情,無論多大的熱誠都會退卻。到中央有一天真的意興闌珊,撒手讓香港自生自滅,任由我們成為「零頭中的零頭」,才是對香港最大的傷害——到時香港「自滅」的機會肯定比「自生」高。

諷刺的是,當滬港通令全港所有持MPF戶口的打工仔得益;同時也帶來大量額外印花稅、利得稅收,可以用於扶貧、公共醫療等,全社會都可受惠,但有沒有人感謝「一國」的好處?

「多謝」固然沒有一句,更尤甚者,今時今日談「一國」,竟好像成了禁忌(Taboo)。支持中央、港府的,都自動被打成是非不分的壞人;而反對政府的,違法也好、阻街也罷,都彷彿在「公民抗命」的道德光環下得到包容。這好比足球場上,進攻球員進入禁區,一與防守球員接觸,便不分清紅皂白跌倒,然後向球證投訴,但球證卻不出示黃牌懲罰這種行為,實在不太公道。

奉旨衝擊殃及池魚 批鬥正上演

更令人擔心的是,這類行為似乎有惡化蔓延而未被制衡(left unchecked)的趨勢。例如,拉布等議會不合作運動,明明就是摧毀民生、拖垮香港的行為,由阻延綜援、長生津出雙糧,到低津延遲實施,到大小工務工程延誤、超支,都是一筆又一筆要全港市民和納稅人「埋單」的糊塗帳。

林鄭司長為辯論賽頒獎,遇到示威者衝擊,令同學連評判的評語都聽不到。筆者相信,在任何一個先進國家發生同樣事情,不管衝擊者目的如何高尚,都一定會被批評破壞秩序,殃及池魚(參與比賽的同學和觀眾)。唯獨在香港,這類行為就像「奉旨」,衝擊者可以義正辭嚴地說「不用道歉」,因為他們是「為民請命」。相反,批評同類衝擊的意見,卻會被指是「打壓言論自由」、「為權貴護航」。

又例如甚麼「鳩嗚」、「拉喼」、「驅蝗」等毫無意義的挑釁行為,徒令遊客難堪,也讓香港蒙羞,令原本的好客之都、旅遊天堂,變成以「排外仇客」知名的城市;直至最近的無證兒童風波,網民圍封小學的行為幾近文革時期的「批鬥」和「公審」。這一切都是挑戰文明社會底綫的行為,但大眾卻視若無睹,沒有人挺身而出,制止這些不文明行為,其實是間接地縱容和鼓勵歪風。

政治和宗教一樣,即使到蓋棺一刻都未必有定論。此生此世,正反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以有涯一生,隨無涯辯論實不划算。所以,與其執着虛無縹緲的意識形態,倒不如追求有客觀標準、肉眼可見的正面、利民社會改變。

經濟陷困 打生打死所為何事?

以選舉制度為例,它應是達成目的之手段(a means to an end)。而筆者向來認為這目的是建構文明社會,其中包括:(一)老弱傷殘,有所照顧;(二)下一代過得比上一代好。

反對政改者如此激動,就是為了所謂的「國際標準」普選。但環顧全球「國際標準」普選制度的地方,有多少個真正做得到文明社會的要求?

歐洲青年失業率高達22%,久無起色,其中西班牙高見50%,意大利亦高達43%。當畢業等於失業成為常態,這一代年輕人比其父母輩過得更差幾成定局;自由民主的第一大國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扣除通脹後25年來不升反跌。要講照顧老弱傷殘,西方文明搖籃的希臘下個月是否發得出公務員薪水都成問題,更不要說改善醫療體系,助弱扶貧了。

巧婦難為無米炊。西方國家福利系統尾大不掉,經濟陷入泥沼,甚麼仁義道德都拋諸腦後:當英國連國民保健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簡稱NHS)都要削減預算,實在不難理解為何當歐盟提出希望成員國「分擔」來自地中海的難民時,英國堅拒參與任何收容計劃。

相比之下,中國沒有迫香港收容她的貧窮人口(單程證乃家庭團聚,份屬人權),反而有CEPA、滬港通、一周一行等政策照顧,港人是否真的欠「一國」一聲多謝?

筆者反覆強調,建構文明社會有如種花,而花朵需要陽光、水份、肥料,缺少任何一樣,多優良的品種都會枯萎;正如文明社會也不能只靠直選制度,還需要繁榮經濟、良好教育、完善醫療等。既然如此,何以香港現在才要着迷於政治這一格子,追逐事實已證明「此路不通」的昨日黃花?

老弱急待救 政改通過惠小市民

那麼,泛民議員如此堅持否決政改方案,所為何事?假如政改通過,屆時特首隨時手執上百萬的選票,民意授權毋庸置疑。換言之,政客們便不能再以「缺乏民意基礎」攻擊政府,所有從政者都不能為反而反,而要有比執政者所倡議更好的反建議。這從社會運作、有效管治的角度看,對市民大眾都是好事。

相反,假如政改未能通過,政客便可一如以往,用「爭取真普選」的名義,天天拉布、事事反對,繼續不做功課、空喊口號,懶理民生實事。

正如本欄之前所述,有了一人一票,無論將來的特首是甚麼政治背景,他都要面向500萬選民,要提出解決人口老化、醫療、房屋、環保、扶貧等社會問題的政綱。用陳弘毅教授的講法,特首必須向選民「求票」,筆者無法想像如此制度與現時1,200人投票相比,對社會而言可以有何壞處。

香港還有太多事要做:人口老化,長者人數在未來15年增加1.2倍到220萬人,公營醫療體系擴充60%是最低消費。同時,每年5,000名長者等候安老院舍「等到死」,現在開始建醫院、老人院、增聘醫生已經算遲;公屋輪候時間愈來愈長、劏房戶不斷增加,覓地建屋、發展新市鎮早已刻不容緩——而這些問題,無論選舉制度如何,都可透過良好政策解決。

香港浪費在政治問題上的精神、心血已經太多。到今天社會經濟問題迫在眉睫,我們是否還要事事政治掛帥、陰謀論猜度一切,繼續在政治這文明社會必要但不充分條件的格子中糾纏下去?

屆時哀莫大於心死的,就是看着香港明明可以實現「超額」未來,超倫趕紐,最終卻淪為下一個威尼斯,被遺忘於歷史廢墟中的700萬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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