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四伏「超額」未來 (四)

（刊於2015年6月22日的AM730）

政治和宗教一樣，即使到蓋棺一刻都未必有定論。正反雙方都不能說服對方。以有涯一生，作無涯辯論實不划算。與其執著意識形態，倒不如追求客觀、肉眼可見的正面、利民改變。選舉制度 是達成目的之手段(a means to an end)。而筆者向來認為這目的是建構文明社會，其中包括：(一)老弱傷殘，有所照顧；(二) 下一代過得比上一代好。反政改者如此激動，就是為了所謂的「國際標準」。但環顧全球「國際標準」普選制度的地方，又有多少做得文明社會？

歐洲青年失業率高達 22%。當畢業等於失業成為常態，年青人比其父母輩過得更差幾成定局；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扣除通脹後 25 年來不升反跌，也不禁令人問經濟發展所為何事。要講照顧老弱傷殘，希臘下個月是否發得出公務員薪水都成問題，更不要說改善醫療體系，助弱扶貧了。巧婦難為無米炊。西方國家福利系統尾大不掉，經濟陷入泥沼，甚麼仁義道德都拋諸腦後：當英國連公共醫療都要削減預算，實在不難理解為何當歐盟提出成員國「分擔」來自地中海難民時，英國堅拒參與計劃。相比之下，中國沒有迫香港收容她的貧窮人口(單程證乃家庭團聚，份屬人權)，反而有 CEPA、滬港通、一周一行等政策，港人是否欠「一國」一聲多謝？筆者強調，建構文明社會有如種花，而花朵需要陽光、水份、肥料，缺一不可；正如文明社會也不能只靠直選制度，也需繁榮經濟、良好教育、完善醫療等。既然如此，何以香港現在才要著迷於政治這一格子，追逐早已「此路不通」的昨日黃花？


那麼泛民議員執意否決政改，所為何事﹖若政改通過，屆時特首隨時有上百萬選票的民意授權。換言之，政客們不能再以「缺乏民意基礎」攻擊政府，從政者都不能為反而反，而要有比執政者倡議更好的反建議。從社會運作、有效管治來看，對市民是好事。相反，若否決政改，政客便可一如以往，用「爭取真普選」的名義，天天拉布、事事反對， 不做功課、空喊口號，懶理民生。正如本欄之前所述，有一人一票，無論將來的特首是甚麼政治背景，他都要面向 500 萬選民，要提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政綱。用陳弘毅教授的講法，特首必須向選民「求票」，筆者無法想像這制度與現時 1,200 人投票相比，對社會有何壞處。香港還有太多事要做：人口老化，長者人數在未來 15 年增加 1.2 倍到 220 萬人，公營醫療體系最少要擴充 60%。同時，每年 5,000 名長者等候安老院舍「等到死」，現在開始建醫院、老人院、增聘醫生已經算遲；公屋輪候時間越來越長、劏房戶不斷增加，覓地建屋、發展新市鎮早已刻不容緩——而這些問題，無論選舉制度如何，都可透過良好政策解決。

香港花在政治問題上的心血已經太多。社會經濟問題迫在眉睫，我們是否還要事事政治掛帥、陰謀論猜度一切，繼續在政治這文明社會必要但不充分條件的格子中糾纏下去？屆時哀莫大於心死的，就是看着香港明明可以實現「超額」未來，超倫趕紐，最終卻淪為新威尼斯，被遺忘於歷史廢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