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Isaiah Berlin提出,自由有兩個元素,除了指 “freedom to ” ——即是個人可以做想做的事的自由外,也包括了 “freedom from” ——不會被他人影響自己生活的自由。例如以前煙民有在食肆吸煙的自由 (freedom to smoke) ,卻剝奪了非煙民食客遠離二手煙、患肺病的自由 (freedom from second-hand smoke and diseases) ;美國人有擁有槍械的自由 (freedom to own guns) ,卻使槍支泛濫,危害社會治安 (freedom from gun violence)…身在全球最安全城市的香港人也許難以想像原來高犯罪率也會影響到個人自由:以我到訪的華盛頓為例,人均謀殺案數字竟高達香港70倍;又如倫敦,每日有多達100宗搶劫和250宗爆竊案,在這些城市,你還可無拘無束到處閒逛嗎?還敢在夜間叫兒子幫忙到便利店買杯麵?身為一個普通市民,它們真的比香港自由?
其實與傳統基金會會面對我來說恍如朝聖一樣,因為我曾親身見證它所提倡自由市場思想的威力。我在英國求學時期適逢戴卓爾夫人上台,她剛上任時的英國已由日不落帝國變成日落國:民主選舉卻選了社會主義的政黨當權,失業率高企、稅務繁重,工人常常罷工,慣於受政府補貼的英國公司缺乏競爭力,公路上拋錨的車全是英國車!工會的牙力始終鬥不過全球競爭,保護主義的結果是大公司連年虧損、倒閉…
戴卓爾夫人政府卻透過經濟自由化政策將這形勢180度轉變,英國國際競爭力大大提高,享受了相對繁榮的20年。傳統基金會更特別頒獎給戴卓爾夫人,以表揚其重大貢獻。我在英國的時候目睹一個經濟殘廢、國民徹底失望的地方重拾朝氣,其實這改變也是建基於自由市場的信念:人民自食其力、讓成功者獲得公平回報,不提供太多福利,讓人民對自己的生活重新負起責任。
我絕對相信在170年歷史貫徹自由經濟、貿易精神的香港,大部分市民仍覺得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會輕易靠別人打救,也不會貿然要求政府賑濟——世上沒有免費午餐,福利主義的昂貴後果已在歐洲上演。當然,政府要透過教育制度等使市民不論貧富皆可公平競爭,在同一起跑線各展所長;也要做到富同理心的社會 (compassionate society),幫助那些被命運遺忘的不幸一群,但一定限於真正有需要的人 (only help those who need help)。下星期繼續和大家說說在美國的所見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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